于是从其悯恻之怀，发为讽刺之言。
[62]参见翁岳生：《行政法》（上），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版，第127 页 [63]林来梵 张卓明：《论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从规范性法学方法论角度的一个分析》，中国法学2006 年第2 期。但由于法律追求普遍性，只注意到适用对象的一般性而往往忽略了对象的个别性，因此法律在实现普遍正义的同时，可能会丧失个别正义。
直白的说就是，中国行政法律体系中存在一大批恶法，这才是问题真正的根源所在。人们会对特定的合作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回报建立期待，这种期待被规范所认可确立后就成为权利，那些认可期待的的规则就是所谓的法律。[54]例如在食品安全领域，如严格实施法律，对于很多穷人和外地人来说，根本不具备相应的资质和条件，这实际上是将这些人被排除在在城市从事此项工作大门之外。但是论者也许忘记了托克维尔的多数人暴政的告诫。我们不能认为法律是由一套孤立规范组成的体系——每一规范冲突都拥有各自独立的功能，法律是一套共同决定其规范内容的（潜在冲突的或者强化的）理由体系。
[29]参见[美]菲利普?塞尔兹尼克著：《社群主义的说服力》，马洪、李清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77 页。于是，哈贝尔玛斯提出新的想法，哈氏认为通过交往、沟通和协商一定能找到大家都认的理，简而言之，哈氏认为大家都认的理是可以谈出来的。财产分布的不均衡必然带来其收入差距的扩大。
另一方面与银行、开发商一起推高商业地价，致使房价居高不下，以弥补招商引资中因压低地价、税收竞争所造成的损失。历史表明，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必须保持作为个体的人的活力，发挥人的创造力。宪法税权划分缺失直接导致地方政府财力不足，造成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物品及服务提供的差异，进而产生公民（纳税人）对改革成果分享上的不公平。《立法法》第79条规定，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
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不仅是个人财富不断增长的过程，也是公有产权逐渐私有化的过程。因为在现代国家，财政是国家运行的物质基础和前提，财政依赖于税收，税收为国家公权力介入私人财产权的行为，因此税收行为天生就比其他公权力行为更受宪政价值和宪法权利保障理念的束缚。
况且，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与公共财产权的保护相比较，我国公共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圣意味着是第一位的。《立法法》第10条第2款规定：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在这种机制下，地方政府为扩大收益，热衷于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企业便成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对象。地方本级收入52 434亿元，比上年增长29.1％。
但在政府征用公民财产过程中，确保公民财产权利和财富增值权不受侵犯，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目标落到实处，只能仰仗于宪法的保障。它不但是近代宪法、近代自由国家赖以确立的一个支点，也是近代宪法向现代宪法、近代自由国家向现代社会国家展开的一个重要基础。[1]因此，国家征税实际上是对私有财产行使支配权，是对私有财产的一种侵犯。税收制度应以保护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标准为原则。
可见，制约征税权力是税收立宪的传统和原始功能。正是这些问题，才引发了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竞争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博弈。
正如孟子所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还有学者提出财产税法制变革应兼顾财政收入和调节财富分配两个目标，但以何种目标为主又莫衷一是。
因此，必须承认和保障纳税人的私有财产权，藏富于民，培养税源，才是正常的办法，[12]由此可见，我们从排斥和否定私有财产、从消灭私有制和普及公有制，到承认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并将其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确是我国在完善所有制结构和承认私有财产问题上的一次质的飞跃。[16][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陈刚、杨建广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28]因此，创造条件让广大群众拥有财产、拥有财产性收入，不仅在于如何清楚界定与保护财产权，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公平公正的国有财产私人化的分配机制。《宪法》第56条表明税收是国家对纳税人私有财产的合法侵害，是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限制，第13条的规定表明公民依法缴税是有限度的，应当享有一定的权利。明确的产权制度是抵制统治者税收权力扩张的最牢固、最敏感的保护屏障[6]，目前国内房地产业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把巨大的财富向少数人聚集，其实就是有人利用民众财产权界定不清对广大群众的财富进行严重掠夺。三、财产税法制变革的定位：公平社会财富的分配 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第13条规定：赋税应当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做平等的分摊。
布坎南的俱乐部理论揭示了地方政府的适当规模，[30]实际上提出了税收收益权的分配问题。第三，随着税收收入的增长，其支出也不断增加，最终导致人不敷出，产生财政危机。
居民缴税所占比重越大，居民的意愿就会反映得越强烈。显然，两地试点办法违背了上位法的规定，存在合法性缺陷。
3．财产税的变革应该使地方政府真正获得独立财源 近年来，中央政府集中整治土地财政和地方非法收入，地方财政再次面临短缺危机，完善地方税制，建立地方主体税种，是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可见，生存权财产不课税或轻课税原则是宪法平等权在财产税法上的具体运用，其目的就是要发挥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功能。
其理由如下： 第一，财产税作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不需要其作为新的收入来源。而国家征税权力的无限性和公民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之间的冲突，始终是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根本问题。注释: *本文系上海市高校一流学科（法学）建设计划（经济法学科）的阶段性成果。然而，我国从1954年制定第一部《宪法》起，财产权条款就一直放在总纲部分，表明制宪者仅仅将其视为经济制度的一部分，而没有视其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私人依法可以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他企业，按照约定或者出资比例享有资产收益的权利。笔者认为，通过沪渝两市房产税试点方案的出台，应反思财产税法制乃至整个税收法制变革中存在的违宪性问题。
但有人认为，目前我国建立独立的地方财政的条件尚不具备。试点方案还基于有无户籍，对本地居民或外地居民给予不同的税收待遇。
[18] 财产税较之其他税系与人民的生活更为贴切，税痛感也最强。这里，不需要像发达国家地方政府那样看居民的脸色，而居民也无法像发达国家居民那样以纳税人的身份，通过投票监督地方预算是否反映居民的偏好，从而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大搞形象工程、兴办楼堂馆所甚至三公消费，导致地方财政人不敷出，公共服务经常处于缺位状态。
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大约66. 4％的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理由为财政分权制的前提是，地方政府的角色要首先转变成为地方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地方预算能够反映居民的偏好。税权划分混乱、矛盾的直接结果是民生难以得到保障。纳税与征税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并进行授权，然后国家才能征税。
恩格斯曾经说：纳税原则本质上是纯共产主义的原则，因为一切国家的征税权力都是从所谓国家所有制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缺乏一套公平公正的产权转化机制以及分配机制，那么非但不能够使广大群众拥有财产，创造财产性收入，而且还会在最初始的阶段就人为地制造出严重的分配不公，导致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
正如哈维·S．罗森所说，纳税人在缴税那一个月的怒气也许会持续一年。而我国宪法上并无税收的立法权专属人民代表大会的条款，只是在宪法性法律《立法法》的第8条规定：有关税收基本制度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作为广大民众基本生活手段的工资性收入在经济增长中稳步提高，使其有可能拥有财产，让钱变财。而第9条又规定：税收事务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授权国务院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制定行政法规。
